艺术的、哲学的、宗教的以及审美的追求，只要不能折算成权位或交换成金钱，则被目为毫无价值。

最后，总结中国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政治逻辑，即揭示出支撑中国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一般规律是什么。例如，在汪建明与嘉兴百茂木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中，原被告双方均在诉讼中隐瞒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关于法院通过创制公共政策对弱者的保护，国内学者对此有过一些研究。事实上，无论是最高法院还是地方各级法院都承担着执行公共政策的功能，只是最高法院由于其在法院系统内的特殊地位，其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更侧重于对政策的制定，而地方各级法院更侧重于对政策本身的执行。第三，法院对该案件的成功解决，保障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顺利推进。而后者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其意在指导司法裁判本身，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发挥公共政策的作用，因而也可视为是一种形式的公共政策。由此可知，从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所处的最高法院的特殊地位来看，其在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更多情形下所扮演的是一个政策制定者的形象，扮演的是一个公共政策法院的角色。

在该案中，张某某在另外一家企业停薪留职，事实上在伊春某旅游酒店工作，但未与该旅游酒店签订劳动合同。（二）司法裁判对国家权力正当性标准的贯彻 在国家政治意志渗透到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同时，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实践还贯彻了国家权力正当性的标准，体现了遵循国家权力正当性标准的逻辑思路。这里的要义是商谈先于权利，程序先于实体。

没有公共自主，私人自主也无法维持。"国家公民身份和世界公民身份构成一个连续统，这个连续统现在至少已经显露出轮廓了。当然，这其中也涉及理念的问题，例如即便在当今经济十分发达的美国，由于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念，公民的社会保障权仍然不是一种法定权利。按照这种理论和视角，作为具有法律性质的权利可分为道德向度的权利和伦理向度的权利。

这里涉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民族国家究竟具有怎样的性质--它是面向过去还是面向未来？它是自然生长的还是人为构造的？它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如系前者，人权就不可能穿越民族国家的壁垒。法律原则是民主原则的另一面，如果离开法律形式，民主原则就无法具体实行，这两个原则共处一体，互相实现。

他主张，人民通过社会契约建立政府之后，只是把一般的权利加以转让，而生命、自由和财产这些基本的权利则仍然继续保留在自己的手里。（2）对人权的标准达成意见一致，因为对世界不同区域或国家对基本人权的解解目前还存有争议。当然，在遇到像沃伦那样特别重视权利的大法官及其所主持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些新的权利确实可以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法官扮演权利赋予者的角色毕竟会招来诸多责难，被认为是对议会权力的"篡夺"和对民主价值的破坏。因为"相互授予权利这个环节仍然是一种比喻性事件"，"如果不建立一个国家权力机构或不发挥国家权力机构的功能"，这些权利"就不可能持久确立"。

为了强化世界范围的人权保护，有必要在全球化的时代建构世界大同政治共同体，把处于国际关系状态的人权保护转变成"世界内政"。当代中国对于民主问题的强调和对于人权问题的重视，无疑是一种十分正确和及时的选择。第三，个人在行使权利时会与他人的权利发生冲突，因而需要界定个人的权利界限，协调人际权利冲突，并为每个权利的享有者提供切实有效的保护，于是引出了客观法的概念。这两种法范式的共同问题在于都把权利作为可以分割和占有的物品：或者自己通过市场博弈去"占有"，或者通过政府的分配而"享有"。

哈贝马斯考察了"民族"一词在西方的演进过程，指出它并不具有"自然"的特征，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与以往权利理论不同的是，哈贝马斯认为这些权利同等重要，它们没有时间的先后，是一个内在关联的统一体，缺一不可。

它由两部分构成，一种是建制化的公共领域，即代表民意的立法机构。与私人领域相对应的是公共领域，是已政府为核心的国家权力所调控的领域，受公法调整。

这导致了人权和人民主权之间存有一种潜在的竞争关系，即一方面人民被赋予了自我立法的主权，但同时却坚持人权具有优先性，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冲突呢？如果按照人权高于主权的逻辑，无论是从单个主体的视角出发还是从笼统的实践理性的概念出发，人权的道德基础都不确定，因为人们对于理性实体内容的认知通常会见仁见智，因而对于"绝对命令"的内核会意见纷纭。他们如果觉得自己的权利需要改进、发展和完善，只要诉诸交往自由和通过民主参与过程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意愿。在哈贝马斯看来，康德的理论由于"更接近自由主义对政治的理解"， 因而在整合人权与人民主权之间的关系时不可能采取主体间互动的参与者视角，无法把两者真正协调起来。哈贝马斯的意思是说，权利不应从单个主体的视角而被赋予，也不应是由政府分配给个人，而是应由主体之间互惠地赋予，赋予的过程通过在公共领域中进行民主协商和充分讨论，并就重要的权利要求和权利保护机制达成共识，最终由作为民主过程结晶的立法对公民的权利共识予以确认。哈贝马斯的权利理论超越了这两种做法。因为权利生而固有论无法证明权利如何与生俱来。

按照交往行为理论的商谈论，某种主张只有能够经受合理商谈程序的检验才具有规范上的有效性。同时，主观权利也并不必然导致个人的孤立，关键在于不应把权利看作是单个人的利益。

至于实用主义的人权观则更不可取，因为它变幻无常，捉摸不定，实际上它所反映的是一种玩世不恭的工具主义人权观。但是，康德仍然强调道德的优先地位，人权在他的视域中仍然是单个人基于道德理由而享有的权利，法律对这种权利的确认不是基于主体之间的合作与互相赋予，而是对于"绝对命令"的遵守和执行。

相比之下，哈贝马斯提出的主体互赋权利论弥补了上述几种权利理论的缺陷。人们只有享有这些权利才能确保私人自主，从而才能实现公共自主，由此法治国家的秩序才能建构起来。

哈贝马斯的权利理论表明，民生问题只有通过民主过程才能有效地解决，只有采取民权的形式才能落到实处，仅仅依靠政府体察民心、体贴民情和顺应民意是远远不够的。由此，"宪法"应包含着普遍的人权精神和原则。总体看来，只有这种法律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因为人们不会同意和制定对自己不义的法律。权利与法律应同时存在和互相构成，没有法律，权利则无法存在和发展，因而权利应定采取法律的形式，即权利的赋予和保护都采取法律的途径。

在国际和世界范围内，哈贝马斯一方面认为，对于世界公民的人权赋予、发展和有效保护来说，急需一个强有力的世界大同政治共同体，从而把国际政治变成"世界内政"，但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如果缺乏世界范围的自由政治文化和不具备发达的世界公共领域与世界公民社会，匆忙成立的"世界政府"会因为缺乏合法性而难以长期存续和健康发展。道德权利论认为权利源于道德，除了得到法律确认的权利之外，还有以道德形式存在的权利。

这种理论强调共同体的美德和集体伦理，重视整体的价值认同和规范共识，主张公民自我组织和自我立法，认为人权应服从人民主权。从交往行为的视角来看，主观权利与客观法同源同根，它们都源于主体之间的协商和沟通、彼此的承认与理解。

"法律代码的确立本身已经蕴涵了那些产生了法权人地位并确保其完整无损的自由权利"。哈贝马斯首先要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民族国家的性质。

对于大多数后发国家来说，这显然需要一个过程和一定的时间。私人通过财产权和自由契约来实现这种权利，从而维护私人自治。哈贝马斯指出，上述个人主义的权利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吊诡，即从个人中心主义出发却以国家中心主义告终。前三项权利属于第一类，第四项权利属于第二类，第五项权利属于第三类。

（3）政治公共领域的功能。但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随后单独采取行动，不向联合国报考战争进展情况，实际上是在主导并操纵这场战争，使战争服务于自己的国际战略和经济利益，并在媒体上渲染西方的现代高科技武力，而不顾战争的限度和平民的过多伤亡。

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努力的方向虽然正确，却并没有获得成功。他建议改革联合国大会，使之由上下两院组成，上院由各国政府的代表组成，下院由世界公民代表组成。

没有这项权利，公民就无法实现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但是它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在哈贝马斯斯所描述的"原初状态"中，人们无需在所谓"无知之幕"遮蔽下，也不必采取相互揣摩和彼此博弈的姿态，就能够通过主体间的互动和沟通，建构起来体现正义原则的基本权利体系。